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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网讯   12月3日，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年会在中国银行总行大厦召开。本次会议的主题是“世界经济与中国2021：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济金融新格局”。来自中央部委、高等院校、智库、金融机构、新闻媒体等单位的200余位嘉宾现场参会，国内外部分嘉宾线上参会。（图文来源：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董事长、中国国际金融学会会长刘连舸发表了题为《经济“双循环”与中国金融业全球化发展》的演讲。他指出，“双循环”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是应对外部复杂形势的战略举措，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金融业要继续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调整，更好地助力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创新为引领，打造科技金融服务新模式；疏通内循环的堵点，实现经济协调发展；加快绿色金融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开放发展，健全跨境金融服务体系；加大对普惠金融支持力度，实现包容性增长。

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吴富林主持会议。

在主旨演讲环节，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认为，2021年金融波动将持续存在，新的冲突蕴含在疫情经济复苏不确定性及企业破产的结构性变化中。

纽约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认为，后疫情时代，新冠疫苗和美国大选尘埃落定都将对世界经济复苏产生积极作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认为，RCEP国家会出现大规模的投资，这种投资的增长会持续一代人的时间，这是世界所需要的投资。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认为，面对不确定性的经济环境，中国的问题是最少的，解决问题的手段是最多的，政策空间是最大的。渣打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杰拉德·里昂斯肯定了中国选择在现阶段实行双循环战略的正确性，从确保市场机制发挥重要作用、基础设施建设、关注兼容性等六个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荣鼎集团合伙人丹尼尔·罗森认为，改善中美关系应该制定一个绿色清单，并和平解决双方之间的分歧。

年会“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环节，来自国内证券、基金公司及智库的四位经济学家，就“2021年宏观经济展望”这一话题展开了精彩的对话。年会还举办了以疫情危机与金融数字化场景变革、危机救助与货币政策创新、去全球化与产业链重塑为主题的三个分论坛。来自学界、业界的专家学者各抒己见，热烈讨论，共同为2021年中国经济金融发展建言献策。

年会期间，《国际金融研究》编辑部举办了2019年度优秀论文颁奖典礼，刘连舸、朱民、李扬、张宇燕为十位优秀论文获奖作者颁奖。

本次年会旨在探讨新冠肺炎疫情这一重大外部冲击对世界经济金融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对后疫情时代的经济金融形势进行展望，具有重要的意义。本届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年会由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第一财经主办，中国银行研究院、第一财经研究院承办。

附：中国银行董事长刘连舸演讲全文

经济“双循环”与中国金融业全球化发展
——在2020年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年会上的致辞

中国银行董事长 刘连舸 
（2020年12月3日）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早上好！

今天，中国银行高朋满座、蓬荜生辉，来自全球各地的专家学者、业界精英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共同探讨“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济金融新格局”这个话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我谨代表中国银行和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向参加本届年会的各位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即将过去的2020年，的确是极其不平凡的一年。新冠疫情全球肆虐，世界经济遭受重创，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动荡不安。在此大背景下，中国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对“十四五”和未来更长时间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路径作出的重大部署，对于我国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发展，对于促进世界经济繁荣，都会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下面，我想就经济“双循环”与中国金融业全球化发展问题，与大家分享一些个人的看法。

首先，“双循环”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尤其在加入WTO以后，中国与世界接轨的速度开始加快，依托自身优势，中国成功抓住了国际产业分工分化深化的历史机遇，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外贸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外贸依存度和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最高时曾分别达到60%和10%左右。但在经济进入新阶段后，随着一些要素红利优势的下降、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过度依赖外需的经济发展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当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在外需明显放缓的背景下，内需的重要性进一步突显。因此，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也是经济发展客观规律使然。

其次，“双循环”是应对外部复杂形势的战略举措。2008年以来，世界贸易和产业分工格局发生了重大调整，国际力量对比出现趋势性变迁。新冠疫情更是推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变革，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多变。一是疫情导致世界经济需求和供给同步收缩，侵蚀全球化基础。多家国际机构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5%左右，未来仍将在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的“三低”环境中运行。二是大国博弈日益激烈，全球化遭遇“逆风”。近年来，一些国家民粹主义盛行，不断推出保护主义的措施，全球贸易投资不断萎缩。预计2020年全球货物贸易将下降9%以上，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将下降30%至40%。三是全球产业链稳定性受到影响，我国经济安全面临一定的挑战。疫情之下，各国对关键产业、关键技术的控制增强，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等非经济因素对国际产业分工的影响加大，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影响可能从暂时、局部的调整演变为长期、全面的重塑。

第三，“双循环”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当前，我国持续提高的质量型人口红利、完备的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为促进国内大循环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到2019年底，中国普通高校毕业人数约834万人，数量为全球第一。中国已成长为世界重要的制造业和物流基地，完备的工业及物流体系有助于增强产业链的粘性。今年4月份，中国美国商会在上海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70%的企业没有因为疫情而考虑将产业链、供应链搬出中国。2016年至2019年，最终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为61.9%，已连续多年成为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中国目前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到2035年这一群体可能将增加到8亿人左右。

习近平主席强调，双循环是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既不是闭关锁国，也不是被动应对、短期选择，而是中国的主动作为和长期战略，是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这要求调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深度融合，以外促内、以内促外。在此过程中，我认为需要重点把握四个方面。

一是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开拓国际合作的新空间。近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签署，标志着世界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正式启航，也意味着中国在实现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上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未来，中国将继续以制度型开放为引领，积极拓展国际合作新空间。第一，加快发展跨境电商、网上交易等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培育新的外贸增长点。第二，深入研究“一带一路”中各类项目商业可持续性措施，应对日益复杂的地缘政治风险问题，在更加注重安全的前提下稳步推进。第三，充分发挥自贸区（港）连接“双循环”的特殊纽带作用，推动对外开放向更多领域、更多的地域辐射，形成纵深开放的新格局。

二是高水平对外开放重点放在推动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在未来的全球产业分工合作中，各国都需要寻找自己的相对优势和独特定位，以促进全球产业链价值链更加稳定和高效。未来我国要更加重视自主创新，实现向“中国创造”“中国智造”的转变。2020年，中国研发人员总量、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均居世界第一，在全球创新指数中位列第14，是前30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有17个科技产业集群进入全球百强，仅次于美国的25个，这为产业链向设计、研发等高端环节转化提供了条件。中国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也形成了新的比较优势，这是构建产业升级的新引擎。加快完善多边合作供给体系，降低高端制造产品供应来源单一风险，营造多元化供给的新格局。

三是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加强调规则的对接。近年来，我国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等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在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2020》当中，中国营商环境排名已上升到第31位，连续两年被评为全球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10个经济体之一。未来中国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跨国企业把产业链、生产研发基地等配置在中国。此外，在开放规则中更加注重融入环境保护、社会责任等内容，以适应后疫情时代全球绿色发展的需要。最近，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一般性辩论时郑重承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也为全球经济发展新规则树立了典范。

四是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强调风险防范。开放与风险总是相伴而生，需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持续构建开放安全新体系，完善事中事后监管，优化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等制度，为开放上好“安全阀”。另一方面，加快完善安全体制机制建设，确保粮食、能源资源、信息网络等领域安全。加强经济安全风险预警，实现重要产业等关键领域安全可控。此外，合理掌控金融对外开放节奏，把握好“开放”与“稳定”的关系，切实维护金融安全。

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和新任务，中国金融业要继续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调整，全面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更好地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金融力量。

第一，以创新为引领，打造科技金融服务新模式。金融业要围绕科创企业融资中的痛点，优化金融供给、转变风控理念，形成跨市场、全周期、多层次的科技金融服务新模式。制定更符合科创企业发展规律的融资体系，形成风险投资、资本市场、银行创新型信贷等通力合作的新局面，完善覆盖企业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安排。顺应科技与金融加速融合的趋势，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生物识别等新兴技术的应用，加快金融数字化转型，提高对科创企业金融需求的响应速度。

第二，疏通内循环的堵点，实现经济协调发展。金融业要按照产业协调、区域协调、城乡协调的内在要求，不断助力疏通内循环体系。顺应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重构趋势，加大对高端制造业、数字经济、新基建、新能源等领域的支持力度，为我国抢占全球新一轮产业竞争的制高点创造条件。把握养老、医疗、旅游等行业的发展趋势和潜力，加快场景生态建设，并开发与消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相适应的产品与服务。加强对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区、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支持力度。

第三，加快绿色金融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后疫情时代，加快绿色发展已逐步成为全球共识，金融机构要充分践行社会责任，加大对绿色金融的支持力度。一方面，丰富绿色金融产品供给，综合运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等，引导金融资源流向更为环保、低碳的领域。另一方面，要按照联合国提出的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原则(ESG)，加强中国参与绿色金融、社会环境、公司治理等金融规则的制定，促进全球治理迈上新台阶。在与欧盟投资协定的谈判中，环保标准和环保要求是一项十分重要的议题。因此，我国需要与其他国家在绿色发展等方面凝聚更多共识。在全球关心的领域有所承诺、有所行动，并积极兑现，不断增强我国的国家公信力。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方面，也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第四，坚持开放发展，健全跨境金融服务体系。一是不断扩大对内开放，支持企业高质量“走出去”和高水平“引进来”，方便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的业务开拓。高效利用我国大型金融机构全球化布局的优势，支持外贸转型升级，开拓市场。二是持续扩大对外开放，用好全球资源，吸引当地和各类国际金融机构加大对 “一带一路”和RCEP等关键市场的资金支持。三是把握全球低利率或负利率的市场新变化，调整和优化基于国别维度的资产与负债布局。

第五，加大对普惠金融支持力度，实现包容性增长。普惠金融是“十四五”时期和实现2035远景目标的重要方向，也是中国金融业转型发展的重要基调之一。“十四五”规划《建议》在改善人民生活品质部分突出强调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回顾全球近几十年的发展历程，经济增长的非均衡性造成贫富差距拉大，衍生出众多背离经济发展规律的现象，对全球经济、政治、社会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这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金融业要继续加大对民营、小微、三农等领域的支持力度，在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同时，打造自身发展的“新蓝海”。在低利率环境下，大型金融机构要更加注重承担社会责任，不断下沉服务重心，利用新型科技手段，积极拓展县域、乡村的金融服务网络，打造便利、快捷、高效的农村金融服务生态圈。中小金融机构也应发挥更加熟悉当地市场的优势，设计符合当地地域和产业发展需求的金融产品，加大对当地主导产业和特色经济的支持力度。

各位朋友，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金融体系还将加速变革。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将更好地发挥连接学术、实业和政府平台的独特作用，以大格局、大视野和大担当，在理论研究、政策研究和应用创新等方面做出新突破，展现新作为！中国银行也将充分发挥国际化、综合化的优势，与社会各界一道，为中国加快构建“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做出新的贡献！

最后，预祝本届年会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