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号

尊敬的各位嘉宾上午好！今天很高兴与凯文·凯利先生进行对话。非常感谢您跟我们分享了许多具有洞见的观点，用供给侧经济学的话来说，您为观众供给了许多有价值的想法。刚才的演讲中，您首先对ESG进行了重新定义，阐述了它的发展与technium之间的关系，又提到ESG的发展需要多重外部力量协同推动。此外，您还介绍了ESG的三个特征与“进托邦”的理念。作为一个乐观主义者，我也相信未来会比今天更好。

今天，我们正经历着越来越频繁的绿天鹅事件。降低经济增长的负外部性已刻不容缓，生态系统若是崩塌，将带来人类无法承受的后果。我们必须立即付诸行动，践行绿色经济之路。然而绿色发展之路充满坎坷，我们面临着诸多取舍和抉择。我们如同走钢索之人，努力寻求着“六个平衡”：

一是平衡经济上的可持续发展主题和地缘竞争主题。特别是要妥善解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的立场冲突。

二是平衡减碳要求与生存发展需要。对欠发达地区而言，减碳或直接威胁到他们的生存权利，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三是平衡新能源与“旧”能源。当前，欧洲多国重启煤电与核电。事实表明，仅依靠新能源，无法保证能源的自主安全可控。至少在现阶段，“旧”能源很难、或者说根本无法被大比例地快速替代。

四是平衡已验证技术、未验证技术以及未来技术。技术发展具有迭代推进的特点，对上一代技术的更新可以提升新一代技术的可行性。这与凯文·凯利先生的“进托邦”理念相互呼应。

五是平衡不同维度的可行性。包括经济可行性与社会利益的对立、国别可行性与全球一体化行动方案的差异、单一技术可行性与合成技术互斥的问题。

六是平衡代际成本和收益。不同代际承担的绿色转型成本并不均衡。我们这代人的发展，应做到既满足当前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构成威胁。

技术是达成这六个平衡的关键。首先，技术发展是推动绿色转型的核心力量。实现碳达峰需要快速摒弃化石能源。历史经验表明，技术在每一次能源转型中都扮演着关键角色，正如蒸汽机推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进程。只不过这一次，我们时间有限，分秒必争。其次，负碳技术与减碳技术都是实现零碳目标的重要手段。一方面，对于钢铁等高碳行业，与之相适配的绝对零碳技术尚未成熟。另一方面，对于发展中国家，大幅削减煤电仍需时间。CCUS（即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可中和已排放的二氧化碳，但目前可实际投产的CCUS技术仅占三分之一。要实现全球1.5℃温控目标，必须充分发挥所有相关技术的潜力。当然，绿色转型离不开技术革新，但绝非仅靠技术推动。任何一项重要科技变革，都与经济、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的因素相关。中国的电动汽车渗透率已激增至30%，究其原因，电池技术突破功不可没，而政策支持、产业链建设、消费者教育等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在电动汽车领域的成功是多方合力推动的成果。

所以，减碳任务任重道远，需要各个经济体、各个行业齐心协力。作为一名金融从业者，我认为金融业支持绿色发展义不容辞。

我认为，如今，绿色金融的概念仍在不断扩展延伸。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提供多种ESG金融产品；全球可持续标准不断完善，助推了ESG理念的金融实践。目前，中国坚持积极推进转型金融、气候投资的发展，并将其作为绿色发展的重要补充。金融机构应大力支持绿色科技发展。从应为角度来说，金融是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价值交换，本质上就是要引导资源向重点领域配置，支持绿色技术创新无可厚非。从可为角度来说，除了向传统绿色行业提供常规贷款服务以外，金融机构还可以打造创新模式，为绿色科创企业的全生命周期提供解决方案。

最后，凯文·凯利先生的演讲让我想起鲍比·麦克菲林的一首老歌，其中一句歌词是：“In every life we have some trouble, when you worry you make it double（人生难免不尽如人意，焦虑只会让烦恼加倍）”。就让我们沿着绿色经济发展的道路，加快绿色技术创新的步伐，叠加绿色金融赋能的成效，向着未来愿景不断前行。正如那首歌的名字：Don’t Worry, Be Happy（告别焦虑，乐观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