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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人才流动频繁早已是不争的事实,7月23日,北京商报记者根据上市银行公告统计后发现,开年至今,已经有17位A股上市银行高管出走,涉及董事长、行长、副行长多个职位。不过,从离职高管的去向来看,与往年纷纷“跳槽”民营银行、互联网金融机构不同的是,今年更多的高管开始在银行体系内流转,补充缺失的岗位需求,而年轻的“70后”高管正在逐渐成为这场“补位战”的中流砥柱。
17位副行长以上高管辞职
银行管理层的调整潮仍在继续,7月23日,据北京商报记者统计,2020年初至今,已有17位A股上市银行高管辞职,涉及的岗位主要有董事长、行长、副行长等。涉及银行包括自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光大银行、兴业银行、民生银行、浦发银行、成都银行、常熟农商行、青岛银行、郑州银行、张家港农商行、江阴银行14家银行。其中,城、农商行离职的人数最多,为8位,国有大行共计5位,股份制银行的离职人数达到了4位。
这一波银行高管变动中,副行长辞职达到14起,行长达到2起,例如,郑州银行夏华因工作调整辞任副行长,继续担任该行执行董事、副董事长职务、成都银行原行长王晖因工作调整辞去行长职务,但继续担任该行董事长。董事长变动为1起,来自股份制银行民生银行,该行董事长洪崎因任职年龄原因辞职。
从变动原因来看,上市银行高管离职的原因主要是工作变动,年龄限制,个人原因等方面,在17位高管变动中,有12例均是因为“工作调整”。“金融领域的人员流动本来便相对其他行业更频繁。”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陶金表示,因为历史上银行领域的高管年龄总体相对较大,近年来开启了“更新换代”。
“70后”高管补位
离职的大佬们都去了哪里?事实上,近年来传统银行高管纷纷“跳槽”民营银行、互联网金融机构,已经成为一种新常态。但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更多高管在银行体系内流转,补充岗位的需求。
纵观今年银行高管“补位战”,“70后”高管队伍也正在逐渐成为中流砥柱,而“传帮带”内部提拔也已经成为惯例。建设银行近日迎来一名“70后”副行长王浩,王浩在建设银行工作长达27年,是该行内部培养和提拔起来的干部。
工商银行也迎来了一位内部培养的副行长,6月12日,工商银行发布公告,该行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张文武先生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长的议案》。根据公开履历,1973年出生的张文武为原工商银行财务会计部总经理,张文武上任后,也成为工商银行高管层中唯一一位“70后”。
中小上市银行也开始着力打造更加年轻的高管群体,杭州银行近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并全票通过了新一届高管团队的聘任议案。此次履新的副行长李晓华,1977年5月出生;履新的副行长陈岚,1974年11月出生;另一位履新的副行长李炯,1973年11月出生。上述三名履新的副行长均为杭州银行内部提拔,并且待监管同意后,杭州银行的高管团队成员将正式迎来“70后”时代。
除了内部提拔,亦有银行业之间的人才流动案例,例如,建设银行另一名即将履新的副行长,是不久前辞任交通银行副行长一职的吕家进,现年52岁的吕家进为业内所熟知的履历是出身邮政系统,曾任邮储银行行长,并带领邮储银行完成港交所上市。
年轻、新鲜血液的注入无疑为银行的转型发展带来更多新观念、新思想,在麻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苏筱芮看来,当前,银行业正处于数字化转型的变革时代,科技驱动渐成银行发展的未来趋势,从这个层面来讲,“70后”见证了互联网高歌猛进的变迁史,对于科技的深化作用方面更加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对于致力于发展线上业务、加速数字化转型的银行而言是为利好。
需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制度
随着不少银行高管纷纷离去,如何培养、稳定人才,正在成为银行业一项严峻的课题。在苏筱芮看来,高管离职原因可分为两类,主动因素和被动因素,主动方面通常为银行高管基于个人情况的主动选择;被动方面通常为高层决定,例如公司实行业务改革、战略转型等因素,又或者由监管部门就高管人才的专长领域,将其安排到更需要的地方去。银行应建立适当的激励机制,包括薪酬、股权等;还有合理的创新机制,为高管发挥才能提供积极创新的土壤。
工商银行总行高级风险经理郝志运建议称,银行应一方面根据高层的专业技术、管理能力及性格特点等多方面因素,分配安排适合的工作,尽量为能力强、水平高、有独特见解的高管提供实现自身价值的平台。另一方面,要建立银行高管人员的储备体系,作为后备干部以应对高层管理人员跳槽的流动。
一位国有大行人士也对北京商报记者直言,银行应给予高管更大的晋升发展空间,更加市场化的薪酬以及更多提升自身的机会。
在陶金看来,培养和留住高管人才根本上取决于商业银行自身的发展态势和前景,让员工看到银行经营平稳、风控良好的同时,也能看到业绩持续增长的前景。这就需要银行适当创新业务,抓住经济增长新机遇和新兴产业增长机会,以保证业绩规模和盈利的持续提升。
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宋亦桐